財政部10月22日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前3季度稅收總收入增速同比回落18.8個百分點。而各省份前3季度財政數據顯示，一些地方在稅收收入增長“失速”的情況下非稅收入大增，有的地方非稅收入高出稅收收入40多個百分點。在一些依靠非稅收入拉動地方財政的省份，罰沒收入構成了非稅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 稅收收入下降，非稅收入激增，“堤內損失堤外補”，一些早已人人喊打，不得不有所收斂的創收方法如“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又成為地方政府的救命稻草，制勝法寶，沉渣泛起，死灰復燃。多年來財政稅收改革的成果，面臨逆轉的嚴峻形勢。 通觀國外發達國家，政府收入最主要的來源，就是稅收。其他形式的收入（即非稅收入)占政府總收入的比重相當的小。在美國，政府收入中稅收占93.8%，非稅收入僅為不到7%。歐洲國家稅收收入普遍在80%以上，非稅收入則是10%過一些。就是發展中國家的巴西，稅收收入占比為79%，而非稅收入為16%；智利，稅收收入為80%，非稅收入為19%。 以稅收為最主要來源的財政收入方式，有什么優點呢？最主要的優點是，因為稅收是由法律規定的，法律在制定過程中是廣泛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的，而且稅收在征收過程中是有嚴格的程序的，稅收收入一概進入國庫，由有關方面統一管理。所以，與其他非稅收入相比，稅收具有無與倫比的合法性，而且無論征收還是支出都更為規范，更為公開透明，更有利于公眾監督。這是國外發達國家以稅收為財政收入主要形式的根本原因。 反觀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稅收卻在很長時期內不是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在新政權建立后的相當的時間內，因為國家通過從國家經營的企業取得利潤，利稅合一，稅收和利潤攪和一起，弄不清楚什么是稅收，什么是利潤。在此后的市場化改革中，稅收的重要性重新得到確立，1994年開始分稅制改革，基本形成了相對完整的稅收體系。雖然一些工商稅收的征收依據仍然是國務院的暫行條例，不是人大立法，但是，相對那些由各級政府或政府部門任意創設的收費、罰款和基金收入，稅收的規范性程序性的優點非常明顯。 但是，即使是在大刀闊斧地實行稅制改革，形成較為完善的稅收結構的時候，各種大量非稅收入仍然與稅收收入分庭抗禮，占去財政收入的半壁江山。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期，中國稅收收入與非稅收入之比是1：1.89,非稅收入和稅收收入相差無幾，在某些地方，甚至存在“費大于稅”的格局。政府基金，小金庫，鄉鎮自籌資金等等非稅收入，成為政府的重要財政來源，而在這些非稅收入中到處都有被人們稱為“三亂”的“亂收費，亂集資，亂罰款”的影子。 應該說，自從有了“三亂”現象后，政府治理“三亂”的工作一直在進行。政府通過“費改稅”，將一些收費項目改為稅收，比如原來作為收費重要項目的“養路費”，最終改為“燃油消費稅”，原來的收費項目“車輛購置費”，改為“車輛購置稅”；將一些收費項目取消，比如將鄉鎮對農民的種種提留取消。而《行政處罰法》也出臺實施，給行政處罰行為設置限制，規范了行政處罰行為，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政府亂罰款的歪風。而最為關鍵的是，近十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稅收更以遠高于GDP的速度節節攀高，中央政府通過稅收取得豐厚的財政收入，地方政府通過賣地取得驚人的土地出讓收入。豐厚的財政收入使得政府不必十分熱衷于“亂收費”和“亂罰款”去創收。這種情況下，一度天怒人怨的“三亂”現象，有一定程度的收斂。 “三亂”現象的短期收斂，被人們誤以為經過治理，“三亂”的土壤被鏟除。其實，事情遠遠不是這么能夠讓人樂觀。近年經濟發展速度有所放緩，相應稅收增幅也大幅放緩。在通過正常稅收無法取得相應的收入后，各地政府再次將目光轉向曾經被人唾棄的“三亂”，其中尤以“亂罰款”的來勢最為兇猛。今年一些地方向工商和公安下達罰款任務，高速公路超載、超速罰款千奇百怪，泛濫成災，一些城市已經將交通違章，車輛違章停放等作為罰款重點。而沈陽市則對上千家經營戶進行打假罰款，致使大量經營戶關門躲避。 由于經濟發展速度放緩而導致的非稅收入激增，尤其是“三亂”現象的死灰復燃，說明多年來通過費改稅，通過遏制非稅收入，通過治理“三亂”等等取得的成果，非常脆弱。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候，這些成果尚能夠維持，而一旦經濟形勢變化，則極易出現逆轉。可見，要真正堵住政府非稅收入的大門，真正消滅“三亂現象”，真正鞏固多年財稅改革取得的成果，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限制政府權力，從根本上約束可以變換花樣向老百姓強取財物的政府之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