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在審議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擬對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專屬立法權事項作進一步細化。根據稅收法定原則，明確稅種、納稅人、征稅對象、計稅依據、稅率和稅收征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規定。
現行《立法法》的表述是“財政、稅收、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規定。這意味著：在“基本制度”之外，具體稅收項目、計稅標準等等，可不由立法規定。
事實上，中國現行18個稅種，只有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車船稅的征收依據，是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而70%以上的稅收收入的取得，其依據的還是“條例”和“暫行條例”，有的“暫行條例”甚至“暫行”了二十多年。
不可否認，這種稅制結構有歷史原因。當年全國人大授權國務院制定征稅條例或暫行條例，是為適應改革開放時期經濟社會形勢多變的現實。如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確定，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定位已經明確，稅收法定原則已不能再被忽略。
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建設法治國家，都要求稅收制度的規范化，要求稅收制度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邏輯要求，要求實現稅收的民主化與法治化。所有這一切，都要求稅收基本制度和各種具體稅收制度均需經過必要的立法程序。
稅負的輕與重，從來就沒有標準答案。簡單的數據國際比較只會誤導決策。想說中國稅負輕的，找北歐國家來比較；想說重的，找亞太地區來比較。眾多紛紜，最后無助于問題的解決。理性思考的結果只能是，只要大家同意，征多少都是合適的。同意之中總是蘊含內在要求，即稅收與公共服務的匹配。每一個人，每一家企業，每一種商品，所能承受的稅負是一定的。
量能課稅是基本要求。在合理的空間內，公民或直接或間接表達納稅意愿，是稅收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表現。稅收立法，可以讓公民有更多機會來表達自己的意愿。稅收制度的改變只能走立法程序。這是至關重要的。唯此，行政部門就不容易改變稅負，納稅人負擔的確定性就有保證。況且，政府職能轉變本來就對行政部門行為有了約束。
比如，最近國際油價暴跌，但上月底、本月初，財政部、國家稅收總局卻連續兩次以“通知”的名義，上調了成品油消費稅。幅度雖不大，但正所謂“怨不在大，可畏惟人”，這種基于“條例”和“暫行條例”的稅收制度不牢靠，一紙“通知”就會產生稅負風險。在依法治國的格局下，稅負不是不能提高，關鍵在于是否經過必要的立法程序。如果所有的稅收制度調整，都按照立法程序的要求，在立法中得到充分討論，那么制度調整給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就會很小。看似簡單的稅收制度小調整，實際上蘊含著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行政部門隨意調整稅制的時代必須結束，并適應稅收法治化的天下大勢。
基于現實，《立法法》的修改可先體現稅收法定原則，不管是稅收的基本制度，還是具體制度，都應該先行立法。稅收法定原則的落實可分步實施。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要收回稅收授權立法權力。稅收立法的要義不在于快，而在于是否適應現實，是否具有前瞻性，是否與制度內在要求相吻合。既有的具體稅收制度的調整，從“條例”或“暫行條例”，要逐步過渡到“法”，但必須有明確的時間表。在過渡中，增稅政策應凍結。所有新稅種的開征，均應通過全國人大立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