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爆出的“匯豐逃稅門”仍在發酵。鋪天蓋地的口水仗后，盡管銀行方面已登出整版致歉廣告，以求息事寧人，但事態依然向著不依不饒方向發展。避稅丑聞相關方過去、現在及未來所面臨的，已不單是高額的罰金，還有深入的追責，如國會聽證、刑事調查，甚至是來自多國的指控。在反避稅之焰日益高漲的國際時局下，跨國避稅越來越像是一場玩火游戲，縱有多少“紙（即錢）”，終也包不住火。這同樣使得匯豐事件的每一步走向都牽動人心，每一處轉折都值得尋味。 一個轉向：從“漠不關心”到“勃然大怒” 匯豐逃稅事件其實早已東窗事發，近日是因為全球50多家媒體機構一項聯合調查結果公布而成為新爆點。 據公開信息，這份名為《瑞士解密》(SwissLeaks)的聯合調查報告是以近6萬份文件、超10萬個匯豐客戶及其賬戶細節為基礎，披露英國最大銀行匯豐控股集團的瑞士分公司，即匯豐瑞士私人銀行，曾大規模協助富戶向本國政府瞞稅。其中大部分數據來自2005年~2007年，涉及全球203個國家，資產規模超1000億美元。一時間，全球輿論被引爆。 對一般公眾而言，一個個非富即貴的客戶身份似乎更吸引他們的眼球。然而，對真相探究者來說，此事更值得深味之處在于，這是一樁重提的舊案：上述數據早在2008年就已被挖出——一位前匯豐雇員帶著他所搜集的客戶逃稅證據逃亡法國；2010年，法國政府整理出一份秘密逃稅名單，向多國稅務當局分享了相關信息，之后，各國該查的查，該補稅的補稅，即使是對匯豐的稅務指控也相對籠統，沒有引發具體責難，沒有掀起軒然大波。 那么，關鍵問題來了，一個5年之中似乎并沒有人太在意的事情，為何突然間發生了轉向？事態發展為何越來越嚴重？分析之下，三個層面的原因不可不究。 一是大環境的趨勢改變。近兩年，在國際輿論和全球行動各個層面，“人人喊打”海外避稅的局面業已形成。據說，這份長達千頁的數據先是被法國《世界報》取得，后幾經周折來到位于華盛頓的國際調查記者聯盟，后者立即招募來自45個國家的140多名記者與其合作開展調查。對包括英國《衛報》、BBC《廣角鏡》在內的數十家媒體來說，讓這些秘密檔案見光，無疑將可能引發更多對于打擊富人和跨國企業避稅行為的呼吁，而這，在歐洲乃至全世界，都是一個重要議題。 二是英國內政的推波助瀾。既然大趨勢表明，合法避稅（作為對股東要盡的一種義務）與繳納合理稅款（作為對社會要盡的一種義務）之間的天平正一點點向后者傾斜，英國反對黨工黨索性開始好好審視匯豐逃稅事件，力保該話題在今年5月的大選前繼續得到熱烈討論。這不僅僅是因為匯豐集團原主席史蒂芬·格林曾被任命為英國貿易投資國務部長，可以由此攻擊卡梅倫，更是因為該稅收議題恰恰可以拿來做政治場上的利器，如工黨領袖米利班德就表態，如果工黨在下次大選中勝出，將就主管機關調查避稅手法進行“徹頭徹尾”的改革。 三是觸犯眾怒的后果嚴重。那些過去并未引起多少關注的枯燥數字，在《瑞士解密》報告中卻成了媒體人筆下的離奇情節，類似“捆成磚頭大小的外幣現金”、“用柯克船長等代號隱瞞客戶身份”等細節，既表現出避稅者一種近乎滑稽的明目張膽，也凸顯了精英階層經常受到的那種小心侍候。而這些，無疑成為引發憤怒浪潮的重要因素。就在抗議者走上倫敦街頭，要求首相卡梅倫嚴懲匯豐高管時，英國監管部門和政治人士終于意識到民意難違，故而突然迫不及待地批評匯豐，并承諾展開嚴厲調查。 一種認識：“道高一尺”導致“魔高一丈” 在許多人眼里，有意無意地協助海外客戶避稅或多或少可以算作銀行業公開的秘密。然而，匯豐此次為何栽得這么狠？或者說，這家英國老牌銀行何以成為逃稅的重災區？相當一部分人士認為，英國皇家稅務及海關總署（HMRC）對匯豐整體業務所采取的“低干涉”反應，即為根源所在。 如英國《金融時報》社評便將HMRC視為“最應遭到嚴厲質問的”對象。因為與其他歐盟國家的稅務主管部門一樣，HMRC很早就知道成千上萬個瑞士銀行賬戶持有人的身份，但從收到機密文件起至今，其最大反應似乎就是追繳稅款（僅2010年便認定逾1000個目標，并取得稅款、滯納金和罰金共計1.35億英鎊）。這一點無可厚非，但問題在于是不是過于寬容——如今，除1名涉嫌逃稅的匯豐客戶被提起訴訟并入獄外（另有13項調查還在進行中），其余絕大部分逃稅者均只補稅就獲豁免起訴，任何匯豐員工也沒有受到法律牽連。《衛報》則干脆指出，曾推行豁免起訴做法的HMRC前稅務常務次官哈特尼特在2012年退休僅6個月后就加入匯豐擔任顧問，由此強烈質疑當事人的動機。 按照自由民主黨的北諾?？俗h員、英國衛生部下設的保健部部長諾曼·拉姆的說法，丑聞的存在正是稅務部門對那些想避稅的人打擊不夠?！霸谖铱磥恚绻阍噲D避稅，實際是竊取國家財富，理應被起訴……但如今的情況卻不是這樣?！彼虼撕粲跽此糎MRC的文化，避免使人感到一種“雙重標準”的存在。 對此，2012年上任的HMRC首席執行官林·海默的解釋是，HMRC的運行是以“成本效益”為基礎，檢控工作需準確區分無心之過和故意欺詐，需負擔更高的刑事審判舉證責任，不但占用大量資源，更要付出高額成本，言下之意，“非不為也，實不能也”。不少專家顯然也認可這一說法，認為HMRC不愿馬上提出公訴的做法是務實之舉，并非未能盡職。 的確，從自身看，自英國海關與英國稅務局于2005年重組后，HMRC便一舉成為英政府內規模最大的部門，政府對其服務的要求提升，但合并過程中的裁員和預算削減卻無可避免。2010年后，隨著政府預算狀況更為吃緊，HMRC一再推出更多依靠數字化服務，加大納稅人自助份額和簡化流程等措施，以求實現到2015年運行成本比2011年減少25%的目標。然而，10年之中，由于人財物幾乎縮減一半，維護稅法遵從度的能力勢必被削弱。結果正如媒體所質問的：現在的HMRC甚至不能給普通納稅人提供像點樣的電話熱線服務，又如何能執行一套可靠的檢控政策呢？ 而與此同時，全球政治經濟新秩序下的老牌或新貴，無論是富有的公司還是個人，一度都認為自己有權利，以任何想象中認為是合法的方式將稅收最小化。為此，這些巨富顯貴及其財富托管者一方面在試圖影響稅收決策的制定，另一方面在尋求類似英國這樣沒有刑事風險的國家“庇護”。從這個意義上說，比起直接收繳的稅金，一次成功的檢控在震懾潛在違法者方面具有同樣，甚至可能是大得多的作用，而失去這一環節，無疑便相當于一種縱容了。 一項疑問：會出現下一個匯豐嗎？ 匯豐的不當行為并非僅止于此。2012年爆出的匯豐洗白墨西哥毒販非法所得以及被用來規避美國有關禁止與伊朗或朝鮮交易之規定的事件，已使這家銀行不得不向美國政府支付了一張19億美元的大罰單，勉強達成了延遲起訴協議。這些在不同地區發生的不同事件涉及現代全能型銀行模式、投資者投機行為、多元商業習慣和地域政治風向等諸多因素，突顯出管理一家全球性銀行面臨的種種問題，也就是說，匯豐所遭遇的麻煩，正是銀行業問題的一個縮影。 至于說避稅，一些專家甚至揭示出“銀行哲學”，稱私人銀行家的工作就是幫客戶投資，并盡可能產生更多回報。銀行并不關心其客戶在母國是否納稅，那是會計的職責。客戶的繳稅狀況和瑞士的銀行沒有關系。不過，這并不意味著銀行對客戶的繳稅情況并不知情。所以，即使是在認錯時，匯豐也表達出“當時很多私人銀行都有大量客戶可能沒有充分遵守自己適用的納稅義務”這層意思。 與此同時，匯豐強調逃稅事件是發生在8年前，目前該行營運已全面整頓，與達不到嚴格新標準的客戶終止了業務關系，自2007年至今，其私人銀行客戶群已縮水70%，且“已經把合規與稅務透明度列為比盈利更優先的原則”。然而，對于這一點，許多人并不相信。一位匯豐銀行盧森堡分行私人銀行前業務合規主管就向媒體爆料說，自己在2013年于匯豐私人銀行任職時，避稅問題仍然存在。她說匯豐并未遵守承諾實行改革：“我想他們說得漂亮，但沒有實踐。這讓我相當困擾。” 同樣不讓人相信的，當然還有政府。例如，英國大臣一向喜歡宣稱，英國是發達國家打擊國際避稅時的領頭羊，而事實證明情況并非如此。匯豐過去曾被“放一馬”，就有政府部門撥拉自己如意“小算盤”之原因。如英國公共賬目委員會主席瑪格麗特·霍奇就曾指責英國政府太想和秘密賬戶的持有者做交易。據報道，2011年，英國政府曾與瑞士達成一份協議，以便讓秘密賬戶持有者能夠將其行為合法化。根據這份協議，英國政府曾預計從中收得30億英鎊稅款，并表示“極不可能”對瑞士銀行展開有關逃稅的刑事調查。而當2010年法國與英國政府共享被泄露的匯豐數據時，法國設置了嚴格條款，不準HMRC與其他執法機構分享這些數據，這無疑也增添了事件的復雜性。 對于任何犯罪，都是不能以交易換免罪的。當前，匯豐的“逃稅門”事件面臨的不僅僅是一國或兩國政府的調查，很可能是多國政府接二連三的調查與指控。這源于日漸形成的一種共識：應讓更多的人為騙取其他納稅人的利益而面對刑事法庭的審判。 綜上所述，匯豐逃稅丑聞所折射出的，最終還是西方國家在金融監管和稅收管理方面存在著的制度缺陷，特別是在跨國協作和立法方面，如果不盡快加以完善，下一個匯豐的出現，或許將不會用時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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